成都股票配资程潜执掌第四路军侧翼推进长沙

1927年末，白崇禧眼见蒋介石东山再起已成定局，感到形势不利，遂在政坛上采取了强硬姿态。彼时，赖世璜担任第14军军长，在龙潭战役中因拒绝调遣而被白崇禧下令逮捕。鉴于赖世璜曾经在李烈钧麾下效力，桂系领袖李宗仁私下向李烈钧征询处置意见。李烈钧认为赖世璜颇具才能，虽可处罚但不必置于死地。

事情正值关键时刻，蒋介石的亲信私下接触了赖世璜，希望他支持蒋介石，承诺只要蒋重新掌权，定会重用赖世璜，使其恢复原职。赖世璜得知此消息后欣然允诺，未料白崇禧的人将此事全部掌握。在白崇禧既无法收为己用，倒不如以此作为回击蒋介石的筹码，遂将赖世璜处决。在桂系与蒋介石的权力斗争中，赖世璜成为了无奈牺牲的一颗棋子。

蒋介石得知消息后，表现得极为沉稳，没有立即与李宗仁、白崇禧正面冲突，反而采取了安抚的策略。1928年1月9日，蒋介石通电全国，宣称自己已于1月4日抵达北京，将恢复总司令的职务，并着手筹备第四次全体会议，待北伐完成后打算主动引咎辞职。此电辞令温和，实则意在重新掌握权柄。随后，国民政府下令白崇禧仍任淞沪卫戍司令，在其出征期间暂由熊式辉代理。值得注意的是，熊式辉原是白崇禧兼任的第13军第2师师长，但因晋升未果，心生芥蒂，私下投靠了蒋介石，加上他与时任上海市市长张定璠关系较好，因而被选为代理人。这一安排表面上是对白崇禧职位的保留，实则暗藏分化制衡的意图。

在复杂的政局下，白崇禧作为桂系的实际操盘手，战略目标异常明确。乱世之争，本质在于权力的较量。若想壮大桂系势力，必须迅速拓展地盘，取得主动。他判断，对湖南的强势进攻是桂系当前最重要的下一步。

正值此时，蒋介石刚宣布人事任命，白崇禧便主动辞去淞沪卫戍司令，启程前往武汉，组织对湖南的军事行动。抵达武汉后，第四路总指挥程潜决意采用双线推进的作战方案白崇禧指挥第三路军自长江两岸直驱临湘、岳阳，程潜执掌第四路军侧翼推进长沙。白崇禧审阅方案后，并未加以采纳，反而坚持第三路军应向通城、平江推进，以利于进攻金井、长沙。通过调整部署，他意在确保湖南彻底纳入桂系掌控，不容他人染指。

1928年1月15日，桂系根据白崇禧的部署展开全线进攻。程潜指挥正面进击，白崇禧麾下第7军、第19军由通城猛攻平江，力图围歼敌军于汨罗江附近。1月17日，李品仙部队弃守城陵矶及岳州，南退至汨罗江。白崇禧乘胜追击，长沙一度近在咫尺。

就在此时，内乱突发。1月20日凌晨，右翼叶开鑫的第44军突然倒戈，集中兵力攻击己方第6军主力。措手不及之下，第6军伤亡惨重。叶开鑫此举乃奉蒋介石密令，意图拆解桂系在湖湘的扩张势头。随即，唐生智部队趁势反攻，桂系阵地遭遇重大危机。程潜被迫撤退武昌，电告白崇禧请求共同后撤，以保存实力。

白崇禧斩钉截铁地否定了撤退建议，回电强调只能前进，鼓舞士气，方能赢得胜利，否则极易导致全面溃败。随后，他率第7、第19军强渡汨罗江，一举击溃敌军。李品仙部狼狈败退，第7军乘胜深入至金井，形成对长沙的围攻局势，敌方廖磊、刘兴部不得不仓皇撤退，白崇禧顺势占领长沙。

塞翁失马，这一险胜的背后，正是坚定决断力使然。无独有偶，桂永清任驻德武官时曾向德国名将鲁登道夫请教兵法，得到的答复亦是“决心”二字，这与白崇禧此役经验殊途同归。

战后不同寻常的是，白崇禧并未继续紧追不舍或高调等敌军求和，而是反其道行之，主动联络溃败中的李品仙，提出坐下来协商，共御外敌。这种风度一方面源于他与对方多位军长有同乡、同窗之谊，另一方面也是对自身实力与魅力的自信流露。他认为，此时主动释出诚意，有助于吸纳与整合败军势力，轻易收编未必牢靠，这种得来全不费工夫的胜利，反而蕴含隐忧，日后后患难料。

进入1928年2月，蒋介石重夺国民党军政大权，宣布继续北伐，并定下两月内会师北京的目标。他第一步就对昔日与桂系共进退的何应钦实施整肃，将其调任参谋长，并亲自致信警告，以示威信。处理完内部旧部，蒋介石把注意力转向桂系。

2月28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主席身份发布命令，自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阎锡山分掌第二、第三集团军，正式启动北伐新一轮攻势。他有意冷落已在湖北、湖南积聚力量的桂系军队，将其排除在核心作战计划之外。这一举动意图遏制桂系进一步发展，但桂系依靠两广、两湖之地盘，影响力实难忽视。蒋介石试图以谭延闿出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来钳制桂系，结果并未赢得白崇禧等人配合。被现实逼至墙角后，他只得正面让步，任命李宗仁、白崇禧分别为第四集团军正、副总指挥。

回首北伐军最初的七支主力，至1928年之时，唯有蒋系第一军和桂系第七军壮大成集团军，这背后正是白崇禧屡次扩张地盘、成功收服唐生智旧部所致。耐人寻味的是，蒋介石虽给予集团军的番号，却未明确赋予其作战区域及任务，表面若无其事，实则另有打压意味。对此，白崇禧并未表现焦躁，反而视之为静待有利时机的良机。

4月初，北伐全面推进。蒋介石麾下先取连胜，与冯玉祥部在泰安会师，并与张作霖的奉军展开决战。随后，北伐军占领济南，然而此时日本军队横加干涉，酿成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蒋介石一度打算退回南京，与张作霖划江而治，但在谭延闿坚决反对下，最终还是将前线指挥权交给冯玉祥，自己移驻徐州。

此时，冯玉祥鉴于正面压力极大，主动建议让第四集团军协同作战，指望与桂系联手攻克奉军要地。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并电请李宗仁，约白崇禧来郑州商议。白崇禧获知消息，径赴郑州，先与冯玉祥会晤，随后在午宴上表明桂军已蓄势待发。蒋介石遂允诺，由宋子文负责军费下拨。经此一役，第四集团军获得北上出击、攻占保定的具体任务；第三集团军配合侧翼作战，第二集团军负责东线攻势。至此，桂系实际掌握了进攻中原的主动权。

从桂系出兵整个过程蒋冯阎三方表面争雄，桂系则低调观望，伺机而动，最终以最小代价赢得了最大的战略利益。正如一局牌，旁观者往往收获意想不到的胜利果实。白崇禧提前调动叶琪与廖磊两军向石家庄、正定集结，协助阎锡山化解奉军的威胁，桂系威望随之水涨船高。阎锡山见面时直言：“你能来胜过十万大军。”桂系摇身成了竞相拉拢的对象。

第四集团军部署抵石家庄之际，奉军派骑兵突袭正定，门炳岳师刚下车即与敌猛烈交火，间接助长了北伐攻势。敌军侦察发现桂系源源不断北援，张作霖不得不下令整体撤退，北京城遂成北伐军囊中之物。尽管理论上该由冯玉祥主力拿下京城，但阎锡山出于自重和示好桂系的考虑，促成了白崇禧成为首位进驻北京的南方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