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中国？从当下的表现看，中国就是唯一对西方实现赶超的国家，而且用的是中国模式，官方将其称之为“中国式现代化”。
没错，这的确可以代表中国，但这是实践和行为，要回答何为中国，就需要更进一步，解释为何中国能成为能够实现该超西方的唯一国家，说明白“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式”就是是什么。
其实中国模式的起点在鸦战之后的晚清，当时的设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这既是中国模式的初心，也是对中国模式的最后概括。从那时，到当下，180余年，中国一直在这个框架内发展，直至最终成功实现对西方的反超。目前中国的工业能力比G7的总和还多，完全碾压西方，军事技术也已经系统性地领先美国。
“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好，“中体西用”也罢，其核心要义在于，在坚守文化独立的前提下，以中国自身文化为主体，学习和引入西方先进技术，然后实现反超，再去教化、同化西方蛮夷（制夷）。
也就是说，中国模式，是有体、用两重要素构成：中国传统文化是其体，所以引入的西方技术是其用。但是，在当前的主流学术界，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从西方引入的技术之用，却不知所继承的中国固有文化之体。
主流学术界的研究也是聚焦在西方之用上，而完全无视和忽略了中国之体。原因很简单，当前的学术体系，是在范式上是西化的，在民国新文化运动时所引入和建立。而中国文化核心要素，在西方并不存在，也落在在西方学术体系的认知和研究能力之外。
因此，当前的学术界，是没有能力真正理解和认知中国模式的，没有能力真正理解当下的中国的。
何为体，何谓用？体就是活的主体、主导者，用就是死的被利用的被主导者。体是目的，用则是工具。所谓的活的，就是具备独立的思考能力，能够独立地思考，包括判断、选择，然后去指导决定行动。所谓死的，就是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不会去判断和选择，而只是思考对象，是判断和选择对象。
以科学为核心的现代西方学术体系，只有用，而没有体，是用学，而非体学。其研究的对象都是死的物，即便是研究社会，研究人，也是当成死的物。研究的目的就是发现规律、真理。所谓的规律、真理就是死的物所会永恒保持的状态。规律、真理本身就是死的，也是死物的典型特征。
真正的人是会独立思考的，而思考的核心特征是应变、变化，而不会固守什么规律和真理。一切的被认为规律和真理的东西，也都不过是思考对象。真正的独立思考是要打破一切的成见的束缚和制约，所以孔子说“勿意、勿必、勿固、勿我”。
“勿必”就是不要认为什么是一定的，与规律、真理概念截然相反，客观规律、真理就是最大的必。
为何现代西方科学以死物为研究对象，并且以孔子所极力反对的大“必”为研究目标，甚至最高追求，根源在现代西方文明并没有实现和学会真正的独立思考，缺失真正的独立思考能力。因此，他们的学术体系就不是以独立的思考能力为研究对象，不是以如何保障独立思考为研究目标和最高追求。
独立的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体，西方文明中压根不存在这个概念。也就是说西方文明是无体的，这导致其学术体系的无体。
在甲午战争之后的清朝的临终时刻，出现了“中体西用”的概念，同时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其代表人物就是严复。他认为，这会阻碍中国对西方技术的学习和引入。其理由是，中国有中国之体，中国之用，西方也有西方之体西方之用，而体用是相配套的，西方之用可能不适合中国之体。
他还举例说，牛有牛之体用，马有马之体用。不能将马之用强行安装在牛之体上。
严复在很小时就学西学，然后被清廷公派留英，所以精于西学，而疏于中学。这导致他压根就没能理解体用的概念，不知体位何物。体不仅只有人才有，而且只有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有。体就是思考能力本身，也就是人心、心性。
所以，不仅牛马没有体，西方也是无体的。
中国的传统学术恰恰重体而轻用，是以体为核心的，以义理和心性为核心。这就是以五经为核心的经学体系。
义理、人心、独立思考能力，三者实则是三位一体的：实为一个东西，只是维度不同、侧面不同。思考能力是从功能上说，人心是从主体上说，义理是从属性和表现上说。
在中国文明的初创期，中国的古人就发现，人会思考，具备思考能力，于是就将思考功能独立出来，而且将其作为人的本质。然后给思考功能起了名称，叫“心”。“性”就是人心的属性、思考功能的基本属性。
所谓思考功能的属性，就是人在做判断和选择时，所以依据的标准，而这些标准是内在的、天生的：“善善，恶恶”。善善，就是以善为善，并且偏爱善；恶恶，就是以恶为恶，并且厌恶恶。以善为善，就是能够判断善、辨识善。偏爱善，就会选择善。以恶为恶，就是能够判断辨识恶。厌恶恶，就是拒斥恶。
人的所以天然具备的善恶是非标准，就是人心的属性，思考的属性，人心是依据和遵循其属性去思考，去判断、选择和行动的。如果遵循和顺应其人心的自身属性，一个人最终的行为也一定是善的，而非恶的，一定是合乎义理的。因此，义理就是人心属性的在行动上的表现，也是其人心的外化。
这也是孟子性善说的核心要义。
中国传统的思考，是基于扎根于现实，扎根于人间人伦，而非西方式的脱离现实的冥思。西方的冥思起源于神学，冥思的对象是神灵。后来哲学和科学尽管有去神学的成分，但都没有完全摆脱其神学窠臼。所以康德以仰望星空为高，牛顿的思考也是被从上面掉下来的苹果而起。
所以，中国式思考的目的也是为了实践、行动。而西方的冥思、思考则是排斥实践的，即便到了现代科学时期，也是如此。所以，马克思才会批评道，他之前的哲学家都是为了认识世界，他则是要改造世界。
其实马克思也没有完全说对，他之前的哲学家并非为了认识世界，而是为了认识神灵。而在他之后，西方的哲学和科学也并未完全挣脱此种神学属性，包括他自身的学问，所以中国才主张“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苏联就不懂这些，所以它最终解体了，老马的那一套也被完全抛弃。
义理、心性、思考能力，都是抽象概念，看不到、摸不着，是不可直接认知的。看得到、摸的着，可以直接认知的，是人的实践行动。
因此，要学习认知义理、心性，要维护人的心性独立、思考独立，其方法只能是通过已经发生的行动。已经发生的行动就是历史，历史有两次含义，一个是历史本身，是一个是对历史的记录。我们只能通过对历史的记录去学习历史。
五经不仅是中国文明的历史记录，而且是文明早期阶段的，历史跨度很大，从文明初创的伏羲时代，直至春秋时期。
不读五经，就不足以知道何谓义理，何谓心性，何谓独立思考，就不会知晓中国文化之体。对中体西用的中国模式，也只能知其一半，而且是次要的一面：知用而不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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